程介明
香港大學榮休教授,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,目前在香港《信報》、《上海教育》與西班牙Escuela撰寫教育評論專欄。

教育的目的:個人與社會

封面圖片:韓、日、華人社會,可以說都是考試統治教育的社會。(亞新社)
 
上周談到中國內地的高中教育與大學入學,將會於2017年暑假以後發生巨變。變化的重點是改變大學入學標準,改變以往文科、理科兩類「套餐」格局而變成語、數、外之外,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三門課程(上海方案)。
 
如果大學也明白箇中道理,在收生的時候不再拘泥於傳統的科目格局,這將是很根本的一項改革,也必然對周邊韓、日,以及其他華人社會有其長遠的良性影響。
 
這個改革,是沿着近年內地經常提到的「以人為本」的理念。假如追溯歷史的發展,這個變化來之不易。從來,教育的目標總有「個人」與「社會」兩個方面的矛盾拉扯。
 
先說古代,中國古代,沒有現代意義的全民教育,大家誤以為教育便是科舉。這裏不再展開對於科舉的功過分析(本欄議過多次),但是科舉一個妙處是,把個人的「榮華富貴」、「功名利祿」與「治國、平天下」融合起來。
 
概括來說,叫做「功名」。所以古代的門生可以理直氣壯地追求個人的「功名」,因為個人追求社會上升,也是「匹夫有責」的「崇高」表現。
 

個人社會 如何融合

 
俱往矣!科舉畢竟只是為了挑選極少數的官員,與今天教育要遍及全民,目的截然不同。不過,科舉以文字素質作為挑選的主要機制,為後世留下了「考試」這個寶貝。韓、日、華人社會(應該加上越南、新加坡),可以說都是考試統治教育的社會。在這些社會,考試仍然被看成是社會上升的必然階梯,也就是我們常說的「應試文化」。
 
但是考試這個工具的使用,當然不止於上述的「筷子社會」。大概是1870年,英國頒行第一個 Education Act 之後,出現西方的全民學校系統,開宗明義以知識與技能作為基本要素,以考試成績把人類擇優、淘汰。
 
這也符合當時正值工業社會發展頂峰,必須把人類分類、分等,輸送到生產線的金字塔結構裏面,才能保障大規模生產(mass production)分工明細、層次分明、組織嚴密、流程縝密等等的特點。
 
就像差利.卓別靈的默片《摩登時代》所描述,人變成大型機器生產線的附屬品。在工業生產的角度看,人類不外是社會生產需要的「勞動力」;從今天的角度看,教育變成一個切割和分化人類的機器。
 
這與中國古代的科舉有一點相似,就是挑選社會需要的人才,而不是為了照顧個人。不過,當時的社會需要無盡的廉價勞動力,在學校教育體系裏面被篩選出來的,也必然可以參加社會底層的勞動大軍,不會餓死。反正,大多數情況下,教育體系的設計不是為了個人的前途,而是為了生產的需要。
 
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,出現「人力資本」為本體的教育經濟學。教育成為了一個投資項目,於是很快形成一種全球趨勢,各國政府爭相增加教育投資,因為這樣才會有全社會的回報——生產力的提高、GDP 的增長。其原因是由於全社會教育程度高(當時是以德國、西歐與非洲比較),人力資本雄厚,經濟便發展得快,教育的回報因而就高了。
 
從經濟學的原理,全社會得到的回報,也會應驗在個人身上的回報——教育程度高,終生收入也會高——對個人來說也是投資;More Learning, More Earning。與科舉一樣,學理上形成「個人」與「社會」的「公私融化」,自圓其說。
 
這種原理,至今不敗,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有代表性的教育理念。許多國家的教育投資,大致都是奉行這個理念。因此,很多政府都是以國家的經濟增長、國際競爭力,作為發展教育的理由;不過,教育的投資,沒有即時的回報,是屬於「長遠投資」。

 

人力資本 教育投資

 
在不少國家,幾年一任的選舉架構裏,不少政府為了節約開支,往往向沒有即時利益的教育上面開刀。香港的教育在過去一段時間,教育開支停頓,也是因為純粹從短期的公共財政看問題。
 
源自蘇聯的中國計劃經濟,可以說是工業社會人類分工的頂峰。中國在文革以前、幾億人口的「人力規劃」,堪稱空前絕後,但也是最坦誠的「個人服從國家」的政策。
 
新加坡不是社會主義國家,但是她的經濟曾被稱為「governed market」(政府監控下的市場經濟)。直至上世紀末,在教育政策的闡述,毫不諱言在個人與社會之間,只有全社會發展了,個人才有前途。
 
不過,社會變了。蘇聯式的計劃經濟,似乎沒有出路;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好景。除了難以逆料的經濟與財政危機,以及無法救藥的貧富懸殊,教育其實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。本欄近年集中想說明的,就是這種前所未有的挑戰。
 
挑戰的核心,是由於經濟形態變了(從大量生產,轉為「量身訂造」、「少量多款」),機構形態也變了(從大型的金字塔,轉為「一站式」的、扁而鬆的小單位),引致個人與機構的關係也變了(由從一而終,變為不斷轉工轉行;從就業逐漸走向創業)。社會再也無法給予個人可測的、有保障的前途,個人因而也愈來愈不再期望和依賴長期的職位和行業身份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,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。

 

以人為本 釋放學生

 
在這種變幻、莫測、複雜、模糊(VUCA)的環境下,把年輕人塑造成某種特定的「勞動力」,就已經無法為他們準備未來,而且是妨礙了他們的發展。相反,現在的教育應該是盡量釋放年輕人,讓他們比我們老一代人強壯得多,方能讓他們迎接未來難以逆料的、更大的挑戰。如此,則年輕人個人的發展,變成是教育的首要任務。一個國家的個人都強壯了,國家才會強壯。看來沒有別的出路。
 
新加坡,在最近20年左右,教育政策的論述,就是從「國家為主」,逐漸轉為「國家與個人共同進步」,再轉到「首先發展個人」(引號是筆者的理解),似乎是悟出這個道理。新加坡絕對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,但是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個人的基本發展,而不是一時的職業需求,是一種與時並進的眼光。
 
從這個角度看,中國從「服從國家分配」的教育理念,演化到「以人為本」的理念,來之不易。如果追溯過去幾年內地的討論,就會意識到,這個演變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抽象引導,而是無情的現實引發的理性結論。
 
最近在內地的一些論壇談到教育的目的,「人才」與「人力資源」的提法,已經逐漸給「以人為本」所替代。去年9月發表的《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》,以培養「全面發展的人」為核心,分為文化基礎、自主發展、社會參與三個方面,綜合表現為人文底蘊、科學精神、學會學習、健康生活、責任擔當、實踐創新六大素養。教育的目標的改變,非常明顯。若能夠認真透徹實現,將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大突破。
 
原刊於《信報》,獲作者授權發表。
主題: 
教育 


相關主題文章

鄧兆鴻 | 教評心事
留學媽媽 | 教養女王
邱國光 | 教評心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