趙雨樂
現任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、一帶一路文化鑒識專業協會主席。以家族古月堂收藏之故,對古今地方掌故、書畫、陶瓷、金石、銘刻,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。

唐代金銀器所見皇室的菊花文化

封面圖片:古月堂藏鎏金鳳舞紋菊瓣銀盤(作者提供)
 
菊花是中國名花,歷來以傲霜見稱,其色彩多樣,清芬淡雅,贏得「晚豔」、「冷香」等雅號。唐人對菊花的喜愛,不止於平民百姓,唐代皇室與貴族展開的活動也是政治上的巨大助力。時至今日,中國人多把黃菊、白菊局限於喪葬禮儀,逐漸忽略了菊花在唐以前的生活聯繫。與中國一水之隔的日本,自奈良、平安時代導入唐風,無論城市、建築、律令、衣飾、飲食、書道諸物質和非物質文化,皆完整地保留在傳統細節之內。對菊的尊崇與理解,便有着直追中古的情懷,連結於皇室規範。日本人一直認為,鐮倉時代(1185-1333)的後鳥羽上皇特愛菊花,於是把菊花作為自己的印記標誌。以後幾代天皇一直沿襲此傳統,把菊花作為皇家的紋章,還強調南朝皇室擁16瓣菊花紋,北朝皇室則以32瓣菊花紋自號。
 

皇室徽號 受唐文化影響

 
日本皇室的菊花徽號
 
現今日本皇室的徽號,是正面16瓣另加底部重叠的花瓣設計,仍見承襲於北朝皇室的痕跡。雖然號為「十六八重表菊」,但筆者無論怎樣計算,都應該是十六瓣再加底部一重而已,不離32瓣的原意。而且,上述說法出處不詳,一般只知在後鳥羽天皇之前,日本人已經受唐文化影響,漸而喜愛菊花。唐代德宗貞元至武宗會昌時期,嵯峨天皇(786-842年)也大力推行唐化政策,將重陽節定位宮中的年中行事。《淩雲集》中便收錄了嵯峨天皇的詩句,內中題有「九月九日于神泉苑宴群臣各賦一物得秋菊」,其中記「旻商季序重陽節,菊為開花宴千官」的詩句,當知宮廷的菊花宴流盛行於唐代。
 

菊花之物 反映精神生活

 
考鐮倉初期的《北野天神緣起繪卷》中,醍醐天皇賜給被貶的菅原道真的箱子外側,就是菊花的圖案。後鳥羽天皇愛菊,親自在鑄刀上刻上十六瓣菊紋,代表自己在位。自此以後,菊花正式作為日本皇室的專用紋章。從後鳥羽天皇的生卒年來說,已經是中國宋朝時候,接收唐代的遺風尚多。宋人吳自牧的《夢梁錄》便載:「今世人以菊花、茱萸,浮於酒飲之,蓋茱萸名『辟邪翁』,菊花為『延壽客』,故假此兩物服之,以消陽九之厄。」也就是說,大家都相信把摘下菊花釀酒,有延年益壽之用,它與辟邪的茱萸,於節慶中扮演着趨吉避凶的作用。在宋元瓷中,以菊花紋為題的茶碗也漸次普遍,反映菊花之物廣涉人民精神生活。
 
北京故宮博物館藏宋代耀州窰青釉刻花菊瓣紋碗
 
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元代鈞窰天藍釉紫紅斑菊瓣碗
 
早在漢代應劭《風俗通義》裏,菊花的藥用神效已被發現,其謂:「南陽酈縣有山谷,谷中水甘美。其上有大菊,水從山上流下,得其滋液。谷中有30餘家,不復穿井,悉飲此水,上壽百二、三十,中壽百餘,下壽七、八十者之大夭。」故《神農本草經》將菊花列為上品,指出「久服能輕身耐老」,將之釀酒是不二之選。《西京雜記》又謂:「菊花舒時,並采莖葉,雜黍米釀之,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,就飲焉,故謂之菊花酒。」菊酒延壽的功能,時間上與重九辟凶的節慶觀念微妙結合,使它成為皇宮必備的「長壽酒」,當作滋補藥品,相互饋贈。平安朝廷深受唐代菊花文化影響,亦以舊曆九月為菊月,透過「重陽節」、「菊花節」為背景,用「菊花杯」盛「菊花酒」,設「菊花宴」來驅除邪氣,祈禱長壽吉祥。觀察盛唐菊紋的器物,應可增加在這方面的說服力,當中不能不提古月堂所藏的鎏金鳳舞紋菊瓣銀盤。
 

古月堂珍藏 盛唐菊紋器物

 
該銀盤口徑寬23釐米,圓足直徑11釐米,底部至碟頂高3.5釐米。特別之處是以菊花為圖案,以凹凸有致的32朶花瓣完成整個圓形周邊,並以菊瓣上闊下窄的規範方式,把紋刻自然收束於中心範圍,銀盤中部有一鎏金鳳,雙翅伸張,鳳首朝天作鳴叫之狀,雙足屹立於一組祥雲之上。為展示底部範圍,金鳳周邊還特別飾以連珠紋,形成徽章式的外圈。
 
古月堂藏鎏金鳳舞紋菊瓣銀盤(正面)
 
古月堂藏鎏金鳳舞紋菊瓣銀盤(底面)
 
在唐代前期的金銀器中,常體現出兩種特徵:其一,在較厚重的器壁內,採用多重等分的裝飾手法,以突顯中心的鳥獸形象,此種十多區以上的間隔分劃,只有在金銀器生產量尚少的情況下,才能如此進行細緻工序;其二,它具備6世紀以來中亞、西亞的金銀器作風尚,喜歡以圓框突顯各種動物的主題,類於何家村發現的銀鎏金碟等「飛廉」圖案,更嫻熟地混入中國耳熟能詳的瑞鳥紋飾。飛廉是唐代頭身似鹿如馬,身上長翼的瑞獸,在唐代武惠妃墓的石刻內均刻有類似形象。「四神」中的鳳鳥,在唐代器物中更多代表后妃身分,常與皇帝的真龍形成一組對比。唐前期女性政治特出,自武則天、韋后以來也產生了不少女主,玄宗即位才開始收復李唐皇室的權力。長安城南興化坊遺址發現的何家村金銀器窖藏,包羅了唐代玄宗至德宗時代的珍貴器物,觀察銀盤與此類金銀器的關係,至能反映唐代器物文化的階段特色。
 
陝西歷史博物館藏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
 

玄宗治國 撤前代奢華風尚

 
唐玄宗治國初期,雖謂盡量裁撤前代奢華之風,開元二年(714年)七月他下令:「乘輿服御、金銀器玩,宜令有司銷毀,以供軍國之用;其珠玉、錦繡,焚於殿前;后妃以下,皆毋得服珠玉錦繡。」又下敕:「百官所服帶及酒器、馬銜、鐙,三品以上,聽飾以玉,四品以金,五品以銀,自餘皆禁之;婦人服飾從其夫、子。其舊成錦繡,聽染為皂。自今天下更毋得採珠玉,織錦繡等物,違者杖一百,工人減一等。」(《資治通鑑》卷221開元二年七月條)此等命令看似嚴謹,但隨着盛平日久,許多節日的新規舉,又圍繞皇帝活動應運而生,好像千秋節、菊花節之類,與京城臣民共樂時,少不了金銀用度,藉此炫耀皇室的尊貴地位。
 
古月堂的菊形銀鎏金盤,澄清了日本皇室徽號的紛紜傳說,多達32瓣的菊花製器,至少在唐前期已經實現,其作意當與菊花之吉祥延壽,具有莫大關係。唐初以來,中國文化全面導入中世日本,對唐朝32瓣的菊紋形制不可能毫無概念認識。日本在文化複製的過程中,鑒於一種創制上的折衷,由此演成兩重各16瓣的方案,也是不無可能的。日本經歷漸形混亂的南北朝,天皇權力已一去不返,繼由幕府體制所操控,惟國勢愈走下坡,維持朝廷舊有制度之心愈為強烈。由此觀之,日本南北朝天皇所以高舉32菊瓣的皇家徽號,或可視為強固其承傳有序的文化正統心理。
 
圖片:作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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